西风烈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2020-06-02

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向记者讲述他收集红军与遵义的故事

遵义会址内

依旧保存着当年开会时用过的东西

纪念馆内收藏的红色标语

当年参加遵义会议人员住过的房间

  遵义的一间小屋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王首道拿出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和8颗子弹送给新娘王媛泉。

  22岁的王媛泉有些遗憾的说,“首道,按照我家乡的习俗,我现在该送你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只要你穿上它,走到哪里都能会到我身边,可我现在做不出来。”王首道安慰说:“即使不穿你送我的鞋,我走出多远也会回到你身边。”

  就在结婚的第二天,两人所在的部队离开遵义。

  半年之后,两人便失去了联系。

  47年后,两人在北京见面,彼时,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又过了12年,王媛泉到北京见到病重的王首道,并拿出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送给了他,当初的承诺,用了半个世纪方才实现。

  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80年前,正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几天。我们知道的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我们并不清楚,遵义会议实际上是系列会议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被研究者称为“大遵义会议”。除了遵义,还有通道、黎平、猴场、扎西、苟坝、会理等六次会议。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在遵义发生。

  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已经研究红军长征12年,这个曾经的遵义市旅游局局长,搜集了100个红军与遵义的故事,让人们了解那段轰轰烈烈的长征历史。

  ★带着全部家当“大搬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大搬家式的退却,根据地里的一切物资从钞票到需要几十个人抬的辎重,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从药品到制药厂和野战医院的X光机械,从档案文件到大批的《红星》报等旧报纸,从桌椅板凳到所有机关设施,雇用了几千名民工肩挑绳抬。后方机关就有1万多人,各军团机构臃肿,携带了大量物资。两边是中央红军作掩护,中间是累赘。

  几个主力兵团分别在前锋、后面和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这样一天能走多少里?更何况,中间要翻山越岭,铺路搭桥,为隐蔽红军意图,避免敌机轰炸,中央红军采取爬大山和夜行军的行进方式。每当夜幕降临,8万多人的队伍就出现在五岭山脉那羊肠似的樵夫小道上。

  毛泽东看了这情形,气得直跺脚,这哪里是什么战略转移,简直是大搬家。

  他不由得抬起头,一声长叹:“‘兵贵神速’,我们这样,怎么突围呀!”事实正是如此,如此负重,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搬到湘西去。

  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绝无仅有的一次跨年开会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三天后,黎平会议召开。

  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这次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34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红军抵达猴场,先头部队在耿飚、杨成武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到了乌江的江界河渡口,着手抢渡乌江。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于红军兵败湘江心存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还要险峻得多,他们再度提出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企图推翻黎平会议的决议。

  为解决这番波动,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就地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针对李、博二人重提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说,如今,蒋兵被我们甩到了身后,何键(湖南军阀)担心我们与贺龙、萧克会合,把重点摆到湘西不敢西进,两广军阀见红军进入贵州,喘了一口气,将部队放得远远的做样子。现在,直接和我们交锋的是王家烈的黔军,黔军不但兵力薄弱,而且矛盾重重。担任乌江北岸防务的,是侯之担的教导师,名义上是一个师,但据可靠情报,充其量不过八个团。八个团的双枪兵负责从遵义县茶山关到余庆县回龙场十多个渡口、二百多里江岸线的防务,我们是有空子可钻的。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你这是拿全军的前途当儿戏,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完全不顾红军的实际。”

  周恩来见毛泽东跟李德硬顶起来,连忙劝解说:“顾问和博古同志,创建以遵义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是黎平会议上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集体决定呀!”

  争争吵吵,吵吵争争,会议从1934年的阳历除夕之夜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才结束。

  一个会议开了两年,其实只是用了一个晚上,跨年度开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挖厕所和一场篮球赛

  1935年1月7日,刘伯承指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

  在先头部队进遵义时,总政治部提前发出了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其中一条是,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而具体的执行在当时的《红星》报刊有记载。

  “到处屙屎,不仅有碍卫生,而且可能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这种坏现象,始终还没有提起大家的注意,或仅只是看到而没有想出一具体办法来解决。

  于是,提议采取下面的办法来消灭到处屙屎的现象,特别要求连队政治工作的同志来执行:每到一处,实行以排班为单位挖厕所,出发时将厕所用土埋好;对原有厕所,出发前打扫一下;注意运输员和杂务员的教育,发动全体战士来与这种坏现象做斗争。

  “提出了要求,又指明了方法,同时,红军还实行严格检查,组织专人进行检查督促,一当发现有人乱屙屎尿,必当严肃处理。”研究红军长征12年的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告诉贵州都市报记者,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打破国民党之前对红军的污蔑宣传。

  1935年1月12日,红军进入遵义的第3天,在遵义老三中召开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万人大会之后,还在老三中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篮球赛。

  遵义学生队对阵红军队。

  学生队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早早的就在场上练球。红军队的成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队伍,球艺彼此熟悉,传球联络,极为默契。

  曾亲自参加这场篮球赛的红军学校教员何涤宙回忆说,“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最终的比分是12:30,红军队胜出。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为期三天的会议,开得并不容易。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此外,会议还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取消过去的“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提着马灯找周恩来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西北部赤水河畔的土城、赤水一带前进。此后,红军经历了青杠坡之战,一渡赤水。

  就在红军准备进入四川时,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川南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准备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军委又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

  1935年2月5—9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毕节林口镇、云南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重要领导地位。“但也不是核心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结束后第三天,红军由扎西东进,二渡赤水,再次进入遵义。这之后,发生了娄山关争夺战,乌江、鸭溪追击战,史称“遵义战役”。此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取得的首次大胜利。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这一次战役中获得肯定。

  1935年3月10日1时,林彪、聂荣臻发电给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

  在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阐述不能打打鼓新场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

  最后毛泽东也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坚持想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由彭德怀暂代。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想到一个办法:找周恩来。

  彼时,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于是,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地长五间,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此后,两人在屋内又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军委以朱德名义发布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这条路现在被称作“毛泽东小道”。

  而苟坝会议,成立了三人组指挥作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核心领导地位。

  ★林彪“告状”

  苟坝会议后,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遵义以北地区阻滞川敌,这之后,发生了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红军于1935年3月30日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

  然而,毛泽东出于摆脱强敌包围、保存红军实力的目的采用的运动战略,许多红军指战员并不理解。

  当时的红军没有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穿草鞋甚至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有的战士在不断的运动中被疲劳、疾病、饥寒拖垮。

  于是,不满情绪在一些将士中蔓延,林彪就是其中一个。四渡赤水期间,他就说:“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不然会把部队拖垮的”。

  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彭德怀拒绝。他又亲自给党中央总负责洛甫写信,要毛泽东下台。其他中央和军委、军团领导人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

  毛泽东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过了金沙江后的一路上,分头找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谈,建议到了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评林彪的看法。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开始,历经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最后到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前后五个月,“大遵义会议”结束。

  (文中部分内容引自杨仲林《大遵义会议研究》,黄先荣《红军与遵义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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